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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富有道理的当代中国哲学

发布时间:2017-02-06 14:06:24作者:来源: 访问量: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外国,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建构富有道理的当代中国哲学,是哲学界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这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核心在于诠释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文化根基

  过去100多年的中国历史,可以归结为梁漱溟说过的一句话: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从“老”到“新”意味着改变,“中国”意味着连续。改变是因为发现了一个不同而值得学习的世界,连续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悠久的文明传统中。改变和连续的主题内在地包含着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关系,以及中国人面对这些复杂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这个主题主导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哲学也不例外。从改变和连续辩证统一的角度看,有两种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一种是思想意义上的,一种是学科意义上的。

  思想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这种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更多体现的是连续,是指哲学视角下的文明传统以及在中国文化中活跃的各种哲学理论。就文明传统而言,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经过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阶段一直延续至今;就各种哲学理论而言,中国哲学作为理性探索的成果,一直代表着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高度和深度。从历史来看,中国哲学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集中表达,并成为中国人人生、伦理和政治生活的一般基础。建构集中表达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当代中国哲学,已成为当今中国的迫切需要。

  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这种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更多体现的是改变,是指突破经史子集的传统分类,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学科。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建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学科在中国建立。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中国哲学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百年历史的缩影。1912年至1952年是北京大学哲学学科从草创到快速发展的时期,哲学系从最初的只有中国哲学门到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三门略备,从一般性地介绍西方哲学到具体而深入的问题研究,从几个国学老夫子到中西哲学兼通的留学生成为教授,哲学学术研究稳步推进,新思想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孕育。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哲学系一时大家云集。从这一年起,哲学系开始实行教研室制度,陆续成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逻辑学、自然辩证法、美学、伦理学等教研室,学术研究深入进行。“文革”期间,哲学系教育中断,学术工作停滞。1978年至今是哲学学科恢复和再发展时期,从学科建设到人才培养,从学术研究到思想创造,近40年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从总体上说,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哲学大国。无论是学科门类和科研机构还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在校学生,其数量与规模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同时也不可否认,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还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大学教学中,中国哲学被等同于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思想,甚至连这些思想也没有被列入哲学的范畴,而被列入思想史、文化史的范畴。出现这种情况,固然有“西方中心论”、意识形态偏见等的影响,但它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当前我国还缺乏在世界上有较高知名度的哲学大家、哲学学派以及原创性哲学思想。

  不论从思想意义上说,还是从学科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核心都在于诠释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文化根基。围绕这个核心,至少有三个向度无法忽略:一是现代世界的共同文化基础,二是中国的悠久文明传统,三是当代中国的复杂社会现实。第一个向度涉及现代性问题,关系到如何把握现代世界的一般特点以及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共同基础。第二个向度涉及民族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如何理解我们自身的文明传统问题。理解和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金岳霖所说的“情感满足”问题,或者如一些人所认为的只具有形式的、工具的意义,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基本价值取向与社会秩序建构。第三个向度涉及时代性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复杂实践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哲学并不负责回答具体问题,但对这些具体问题需要整体性的理解,需要用一个道理把它们贯通起来。这种贯通是兼具现代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贯通,应体现为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思想探索。唯有如此,才能在不同视角的交融中孕育具有创造性的当代中国哲学。

  关键在于讲好道理

  哲学作为探究人生、社会和世界根本问题的学问,其精髓在于讲出一个根本的道理。哲学的力量来自其所说的道理的力量,这也是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力量之一。目前,一些学者在尝试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建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其所说的道理是否具有解释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力量,是否能够反映时代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要求,是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关键是讲好道理。

  《梦溪笔谈》记载,宋太祖曾经问大臣赵普一个问题: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的回答是:道理最大。太祖屡次称善。纵观中西哲学史,哲学家们都是由于说出了一个根本的道理,才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老子讲了一个“无”的道理,孔子讲了一个“仁”的道理,他们都顺着自己的道理建立起一个贯通的世界图式、形成一种贯通的生活方式,借此影响和塑造哲学史以至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历史。老子、孔子之后,很多哲学家、思想家接着讲“无”的道理、“仁”的道理。王弼依靠对老子的创造性解释,建立起一个以无为本的哲学理论,认为只有坚持“无”的原则才能建立起“有”的世界。朱熹强调格物穷理,主张理一分殊;王阳明强调心外无理,主张致良知、知行合一。这两位理学家各自发展出的新儒学,也可以说是天地万物一体的新仁学。民国时期,一批哲学家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以新的方式讲传统的道理,并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如冯友兰的新理学既自觉接续程朱理学所讲的道理,又融合西方哲学,赋予其新的意义;熊十力、贺麟的新心学则旨在发挥王阳明的主张,并融会佛学或者西方哲学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说出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道理,令人信服地解释了社会和历史。由此可见,讲不出道理,就没有哲学味;道理令人信服,才能让人接受。

  当代中国既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又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当代中国哲学要讲的道理应该是中国的、要有中国味,同时应该是世界的、要有世界味。强调“中国的”“中国味”,并不是要与“世界的”“世界味”对立起来,而是要表明我们讲的道理既有中国主体性,又体现世界共通性。正如宗教不能只有一种、艺术不能只有一种、发展模式不能只有一种,人类的精神世界也不能只有一种。当然,既然同处一个世界,在存异的基础之上求同就是合理的,在不同道理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也是合理的。尤其是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大势所趋的当今时代,我们更应自觉寻求全人类、全世界共同的文化基础、道理基础。作为一个拥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大国,中国通过主体性的哲学追求确立自身的地位是必然要求。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通过共通性的哲学追求确立中国和世界的“一体”关系也是必然要求。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既要做自己,也要和世界哲学在一起。正如《中庸》所说,一方面坚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另一方面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讲什么样的道理确定之后,如何讲道理就成为最重要的事情。讲道理的最佳方式是道理本身的自然展开,“讲”是不得已的做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就是说,自然的道理不是通过言说而是在“四时行”“百物生”过程中呈现的。但人不是天,孔子想“无言”,又不得不言,不得不“讲”道理。“讲”道理,涉及方法选择。从方法论上说,一般认为,西方哲学长于分析和论证,中国传统哲学长于直觉和体悟。冯友兰将前者称为正的方法,将后者称为负的方法。他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正的方法,弥补负的方法的不足。在这个意义上,合理吸收西方哲学的逻辑学和知识论,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至关重要。中国传统哲学有类似于逻辑学和知识论的内容,如名家和后期墨家的有关讨论以名辩为中心,讲究名词和概念的清晰、命题和推理的严谨,这也是清末民初一些思想家对名家和墨家感兴趣的重要原因。胡适的博士论文以先秦名学史为主题,很重要的一个动机是让国人“看到西方的方法对于中国的心灵并不完全是陌生的”,使大家在接受逻辑的方法时可以更“泰然自若”。后来,金岳霖对逻辑学和知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不仅是知识的贡献,而且是方法的贡献。这些哲学前辈的努力,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让当代中国哲学拥有国际话语权

  讲道理既涉及方法的选择,也涉及话语的选择。不同的道理决定了不同的话语,不同的说理方式决定了不同话语的选择。譬如,儒家传统强调天的权威,喜欢讲天,有天命、天道和天理等不同说法,并以之为人间价值和秩序的基础,发展出心性之学和礼乐之学。道家传统则强调以无为本,喜欢讲无,如无为、无事、无心、无知等,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有”的世界,发展出自然之说、自生自化之学。西方传统哲学喜欢讲本体,围绕本体和如何认识本体形成独特的话语体系。康德以后,随着物自体和现象的区分,人的主体性得到强调。一方面,与人相关的理性精神得到高扬;另一方面,人的整体生存经验得到关注。从伦理和政治世界来说,西方古典时代比较重视美德,近代以来则更突出权利。话语方式的转换体现出道理本身的变化,以及讲道理方式的变化。

  毋庸置疑,在现代世界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中,西方哲学家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讲述的道理和描述的世界图景,经过不断完善和修正,奠定了西方现代世界的基础,深刻影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而我国宋明时代兴盛的理学,深刻影响了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东亚文化圈。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能够对东亚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不仅仅是由于那时中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领先,更重要的是包含在理学之中的道理的力量。正因为这个道理反映当时东亚国家的现实状况、满足历史发展的内在需要,顺乎天而应乎人,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所以,让中国哲学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正是话语背后道理的力量。

  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关键,是说出一个能够凝聚和引领当代中国人的道理、能够沟通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道理。中国经济已表现出它影响世界的强大力量,中国哲学家应讲好道理,让这个道理展现出如历史上宋明理学一样影响世界的力量。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也不能完全奉天法古,而应立足中国现实、接续文明传统、融汇全球资源,自觉地以道理为中心,把支撑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道理讲清楚,建构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哲学。只有如此,才能让当代中国哲学拥有国际话语权,才能实现当代中国哲学从“高原”到“高峰”的飞跃。这个飞跃是从知识积累到道理建构的飞跃,是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飞跃。

  对于中国哲学界而言,2018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将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也是我国首次主办世界哲学大会。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哲学家将汇聚中国,围绕多元的哲学传统和哲学问题展开对话和讨论。中国提供的不仅仅是会议场所,更是几千年文明传统的精神积淀,以及过去100多年来的哲学探索和思考。北京吸引的也不仅仅是来自全球的哲学家,更是人类共同的生活智慧和思辨成就。这是中国思想界和全球哲学家们互相了解的重要机遇,也是中国哲学展现自己、走向世界的重要机遇。它从一开始就打上了鲜明中国印记,其主题被确定为“学以成人”。这是一个颇具“中国味”的议题,也是国际哲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围绕对人的理解、对人类生活方式的理解,对世界图景、伦理价值和政治秩序的思考,中国哲学家可以在与其他各国哲学家的交流互动中,充分展现当代中国哲学的魅力及其对人类文化和思想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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